圆明园防渗与北海仿膳去留

圆明园防渗与北海仿膳去留

刘思敏 

　　圆明园防渗与北海仿膳去留，本来好像是不大相干的两件事。 

　　4月13日，由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圆明园防渗工程听证会如期举行———意料之中的激烈争吵，意料之中的悬疑难决。可叹的是，大错已然铸成，听证会无非“马后炮”而已，不管是保留工程，还是撤销工程，巨大的财力物力浪费显而易见，横竖都“买单”的当然又是国家。 

　　4月11日，本报《景区专刊》刊发本报记者采写的深度报道《仿膳饭庄的去留之争》，再次把这个争论已久、是非难断的话题摆上了“桌面”。 

　　我其实并不同意《仿膳饭庄的去留之争》一文的观点倾向，但我认为关于仿膳去留的持续争论是好事，因为仿膳去留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，无论以怎样的名义，都没有必要慌不择路，急于去改变或割断已经存续80余年的历史。必须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，从容地展开全面、周到的论证，甚至不必太在意提案人的身份。 

　　圆明园的情形与此却大不相同。在听证会上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指出，程序缺失是圆明园防渗工程合法性的“软肋”。在圆明园进行一项耗资3000万元的“宏伟”工程，居然“疏忽”了报批手续，反映出管理者法制观念之淡薄。更有专家尖锐地指出，圆明园防渗工程其实就是由来已久的“重建圆明园大梦”的前奏。 

　　18年前，我从外地大学毕业分配来到北京。圆明园曾是我常去的地方。每每有外地的朋友来京，我都会极力推荐：故宫必不可少，圆明园不能不去。在我眼中，金碧辉煌固然令人引以自豪，而历史的本来面目却是沧桑。只有在对这巨大反差的细细体味中，北京才变得厚重、立体起来。圆明园遗址的残垣断壁、泥塘残藕、野鸟惊鸿、稻熟炊烟……对我心灵的震撼，无与伦比，难以磨灭。自从后来圆明园迁了人家、修了院墙、疏浚了河湖、复建了一批“假古董”之后，我就不大去了。数年前，我陪朋友游玩时发现，圆明园管理处嫌卖大门票还不够，竟然将圆明园标志性的西洋楼遗址也圈起来作为园中园再谋私利。此后，我就再也没去过圆明园了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时常不经意间从媒体上得知圆明园的一些消息，诸如计划重建、园内某处寺庙恢复之类。 

　　终于，这次事情闹大了。圆明园的价值究竟在哪里？这次听证会的首要论题就是：“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定位———圆明园遗址公园应以什么功能为主？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主还是以旅游、娱乐为主？”答案不言自明：这是一个伪命题。圆明园理所当然应该突出遗址的特点，爱国主义教育与旅游甚至娱乐并不矛盾。占地3000余亩、经过了100多年自然演变、具有了显著湿地特征的圆明园，地形、人文、植被复杂多样，经过周密科学、因地制宜的规划之后，足以承载多种功能，只是无法开展也没有必要开展深圳欢乐谷、美国迪斯尼那样的娱乐活动罢了。唯一不可承载的就是圆明园管理处基于1700余名职工利益的“圆明园重建梦”。圆了这个“梦”，圆明园的核心价值就荡然无存了。北京乃至中国的皇家园林已经够多了，“重建的圆明园”在北海、颐和园、避暑山庄、天坛……的重围中，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？何况珠海早已捷足先登，重建了一个“圆明园”。 

　　俗话说：破镜难圆。但国人似乎就不信这个邪，徒劳无功的“复镜”之举屡见不鲜。体现在文物保护上，就是而今大行其道的所谓“完整性”文保理念。圆明园防渗也好，重建也好，把仿膳赶出北海的提议也好，都是这种思想的集中反映。其源头与理论依据大概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世界遗产公约》的要求。 

　　在此，我不想否定也无法否定《世界遗产公约》的权威性，但是同样任何人也不能否定一个事实———《世界遗产公约》即使是最重要、最权威的，也无非只是关于文物的一种评价与保护体系而已，绝不是唯一的一种，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绝对真理。现在，一些所谓文保权威，动不动就拿“世遗”说事儿。我想不揣冒昧，请教这些权威：按照《世界遗产公约》关于完整性的原则，是否应该恢复罗马斗兽场的原貌呢？是否应该给维纳斯接上双臂呢？是否应该把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拆除呢？每次大庆之前都要修葺一新的屏蔽城楼是否就不算文物了呢？还有，比如北海，如果挂不上“世界遗产”的“金字招牌”，是否就称不上全人类的共同遗产了呢？然而，众所周知，北海的价值是一点也不低于颐和园、天坛的，特别是其对于北京城肇兴的意义。 

　　列宁同志说过：真理再前进一步，就是谬误。把《世界遗产公约》的有关原则绝对化，就是这样的谬误。把仿膳赶出北海的动议，其良好的动机就是要恢复北海的完整性；从荒野遗址到现在公园式的“准园林”，再到历久弥新的“重建梦”，圆明园想做的也是恢复其完整性。“完整”当然是好的，如果它本来就是完整的，但是我们不能试图抹去历史风雨的痕迹、不能试图改变社会变迁的年轮。完整性不可强求，在美学上，完整固然是美，有时残缺也是美，这是不争的人类共同审美体验。何况圆明园的残缺早已不可弥补，仿膳对于北海又并不意味着残缺。我们无法想象重建后的圆明园能够抹去曾经“火烧”的奇耻大辱，我们同样无法想像迁走仿膳之后可以改变社会变迁的年轮！对于北海来说，“修旧如旧”这样听上去很美的原则，该如何贯彻呢？在迁走仿膳之后，北海的目标是追求如光绪年间的“旧”，还是顺治年间的“旧”？抑或是元代肇建之初的“旧”？其实仿膳是对北海多元化利用的有益方式之一，古建文物利用不应该只有博物馆式的静态陈列一条出路。 

　　我想，无论是圆明园、北海，还是一些专家，都应该从“绝对完整性”的迷梦中醒悟过来，在文物与文化的保护过程中，不要掉进“绝对完整性”的陷阱，要因地制宜，因时制宜，择善而从，在文明的进程中认真刻画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轮。